导读：在中国疫情防控政策调整，2022年第四季度经济数据出炉之后，国内和国际对2023年中国和全球经济预期做出了一轮调整。面对全球经济滞胀和部分区域正在面临的衰退，中国经济强劲复苏或者寻找到下一个发动机至关重要。从人口、经济规模来看，印度无疑是一个选项，而印度也积极展现出了取代中国的意愿。那么，印度对自身有着怎样的定位和计划？其计划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现呢？本文对印度“对华产业替代”进行了整体分析，指出：虽然印度想要真正替代中国困难重重，但具有较完整的产业能力，也会给中国带来相应干扰。印度对中国的竞争态度虽然没有形成明确文件，但通过国内税收、激励政策，对外自贸协定，并争取发达经济体的战略投入，印度充分利用了美国与西方这一轮对华“脱钩”、寻找替代的政策周期，在部分产业提升了竞争能力。当前，印度产业已经有了较为良好的布局，具备在任何产业门类里建设全产业链的物质基础与资源优势，其目标也是取代中国在全球化产业链、价值链甚至创新链版图中的位置。虽然印度体现出了不错的发展潜力，但也需要看到，印度工业产业发展面临国内政治障碍和国际环境天花板：一方面，印度实行的选举政治中，主要票仓是农业人口，主要金主是大型财团，双方的挤压之下，印度产业升级面对不小的障碍；另一方面，虽然美国在当前给了印度极大的空间，积极支持印度在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区域与中国竞争，成为区域领导者，但这些支持都存在上限。因此，印度在中国已经具有的产业规模、数字经济方面的比较优势面前，不太可能脱离与中国的产业联系，可能陷入高端国际市场难以进入、低端制造在国内内卷的状态。
当然，印度产业发展也会对中国造成不容忽视的影响。首先，国际产业链的调整将使中企面临较大竞争压力；其次，中国制造将大概率失去印度市场；最后，印度“对华替代”的预期将降低西方对华投资的意愿和力度，不利于中国对西方“以经促政”的政策。总体来看，印度的替代政策延寻的是保守的“分蛋糕”思路，中印如何加强合作，共同将亚洲经济蛋糕做大，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议题。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发此文，供读者参考。本文原刊于《现代国际关系》，仅代表作者观点。
文｜胡仕胜、王珏
来源｜《现代国际关系》
▲ 科技发展推动印度制造业。图源：互联网
莫迪政府早在2017年即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安全、繁荣、强大的“新印度”愿景，2018年又将该愿景升级为“新印度战略”。在2019年8月15日的独立日演讲中，刚刚赢得连任的莫迪宣誓2025年将“新印度”建成5万亿美元经济体；在2022年8月15日第76个独立日演讲中，莫迪总理更是明确了建国百年之际（2047年）建成“发达国家”的“新印度”奋斗目标。莫迪在演讲中将“自力更生”且“在满足世界需求中不再落后（其他国家）”作为“发达国家”的重要指标。显然，在莫迪总理看来，“自力更生”是印成为发达经济体的标配。为此，莫迪早在2014年执政初期即多层面提升“自力更生”能力，特别是推出了眼花缭乱的系列产业政策。2020年以来，莫迪政府的产业政策日益聚焦于“对华产业替代”，并视此政策为其增强印度产业自主的重要路径。本文在阐述莫迪政府“对华产业替代”政策实施内容的基础上，重点探讨其可行性、有限性及发展前景。
尽管莫迪政府并未明确推出冠以“对华产业替代”的官方政策文件，但从其近年实施的产业政策实践来看，印度正有条不紊地推进对华“三替代”:即以“印度制造”及“第三方制造”替代“中国制造”、以“印度资本”及“第三方资本”替代中国资本”、以“美西方+印度”的产业合作模式替代“美西方+中国”的产业合作模式。其中，“对华产业替代”是重头戏。2020年以来，在加勒万河谷冲突的强烈刺激下，及新冠肺炎疫情引起印度依赖中国的产业链“断供”和依赖欧美的出口市场严重萎缩的背景下，再加上美国不断的战略拉拢，莫迪团队特别期望能抓住美对华地缘博弈、全球化逆转特别是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战略机遇，实现“产业兴印”。为此，2020年5月12日，莫迪政府推出“自力更生”政策，既强调进口替代，也重视出口替代；既“为本土企业站台”，也“为全球市场制造”，着力推进“印度制造”占据国内国际市场。其中，莫迪团队将“自力更生”政策的重点放在“对华产业替代”上。从政策实践看，“对华产业替代”至少由三大部分组成，即以“生产关联激励计划”（PLI）为代表的产业政策、以全球范围内寻求“中国替代品”及签订新双边自贸协定为代表的经贸政策、以融入美西方创新链和价值链为代表的新经济政策。该计划包含高关税刺激、大幅定向财政补贴及“合规”稽查三部分。高关税刺激又被称为“分阶段制造计划”，即通过分阶段提高智能手机关键部件的进口关税，逐步限制零部件进口，使手机国产化、本土化。莫迪政府拿已有明显发展基础的智能手机产业链率先试水。自2017年起，莫迪政府连续5年，针对不同手机零部件上调关税，最高税率达20%。在产品力、供应链、性价比优势下，印度市场一直保持着对中国品牌手机的旺盛需求。以2022年第二季度印度市场智能手机消费为例，中国手机厂商依然占据着67%的市场份额，而印度智能手机品牌市场份额仅为2%。由此可知，莫迪政府这项高税收刺激政策对在印的中企构成很大冲击。结果，以中企为龙头的手机制造商为节约成本，被迫将关联产业链逐步迁至印度本土。在中企“助力”下，手机制造业迅速在印实现本土化。如今，从整机装配到普通器件甚至到高价值配件，印度在手机制造业领域已粗具全产业链（芯片、电池除外）的布局。iPhone13与14在印度的量产即是明证。这一政策的相对成功诱发了莫迪政府2020年之后推行指向更为精准的“产业替代”政策。大幅定向财政补贴是指PLI计划中的财政补贴手段。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爆发后，莫迪政府推出PLI计划，重点是通过财政激励手段，鼓励印企及外来资本在严重依赖“中国制造”的产业领域加强“印度制造”能力建设，助力印度在一些领域成为世界级制造中心。这就决定了“生产关联激励计划”实施的补贴领域与印度从中国进口的重点项目高度重合，2021年莫迪政府推出的13个PLI计划所涵盖产业即是如此。该计划的执行使得印度在智能手机、制药、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对华进口有所减少。例如，从2022年3月开始，对华严重依赖的制药业本地化趋势日趋明显，印度各地的32家工厂开始生产35种原料药。为进一步提高“对华产业替代”的速度，印度还打着“合规”稽查特别是查税的旗号，对在印有相当品牌感召力的中企频频搞突袭式骚扰，有意恶化中企生存环境。2020年以来，印度商工部以“涉嫌洗钱”“逃税”等理由几乎突袭了中方在印所有智能手机企业。至2022年夏，至少有500家中资企业在印度遭遇了税务及合规性普查，受打击者包括手机厂商、设备供应商及基础设施投资商、移动应用程序供应商等。2014年上台之初，莫迪政府宣布将全面审核印度此前签署的所有自贸协定，并称这些协议大多对印无益。2014-2020年间，莫迪政府只在2015年与东盟十国达成自贸协定；2019年11月，莫迪政府还基于极可能进一步加重对华产业依赖的担忧而果断退出全球规模最大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最后阶段的谈判。但近两年，莫迪政府却大幅调整对外贸易政策，掀起了一波建国以来罕见的自贸协定商签潮：先后与澳大利亚和阿联酋签署了临时自贸协定和经济伙伴关系协议，几乎同时还启动或重启了与加拿大、以色列、英国、俄罗斯、阿曼、欧盟、海合会、非洲南部关税同盟等经济体的贸易促进谈判。莫迪政府有意通过精挑细选地商签自贸协定，重在发挥印庞大市场与长项产业优势，推进印度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与创新链，以期降低印度产业对华关键品和中国技术与标准的依赖，提高“对华产业替代”政策的实施效果。例如，印度对阿联酋出口的纺织品、鞋类、塑料等因2月签署的印阿《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获零关税准入，对澳大利亚出口的纺织品和服装因4月达成的印澳《经济合作与贸易协定》获零关税准入。疫情暴发以来，特别是乌克兰危机以来，莫迪政府紧紧抓住美西方发达经济体对俄对华的安全焦虑，深度探讨产业合作规划，构建“对华产业替代”框架。为此，莫迪政府的大国外交动作频频。仅2022年春季以来，既有日、英领导人登门拜会，也有莫迪总理亲往法、德及北欧国家展开首脑外交，还有美、澳领导人与莫迪之间的线上互动，更有莫迪前往参加QUAD、G7等峰会的高光时刻。这些峰会中，莫迪团队打着“民主国家科技联盟”的旗号，并主要依托“印太战略”这一平台，与关键国家磋商共建关键和新兴技术合作机制，旨在在生物、低碳、半导体、网络、稀土等领域“构建弹性、多元、安全的供应链”，还将其与“生产关联激励计划”高度配合、协调，以推动印度制造业大发展，最终在新经济领域实现对华的替代与超越。2022年5月，印度还以创始成员的身份加入“印太经济框架”（IPEF），并在9月份正式加入框架下的供应链、清洁经济和公平经济（税收和反腐败）三大支柱谈判进程，旨在推动清洁能源、半导体制造等领域合作。印度将这个框架视为其在新经济领域谋求对华产业脱钩并超越的重要跳板。综上所述，莫迪政府将“对华产业替代”视为印度产业化、工业化乃至迈入发达经济体的重要路径。也就是说，在莫迪政府看来，印度的产业兴国之路不是要与中国的产业发展相互成就。而是要取而代之，特别是对中国在全球化产业链、价值链甚至创新链版图中的位置。
鉴于中国的经济规模及其在全球制造业版图中的核心位置，同时考虑到中国还是印度主要贸易伙伴的这一客观现实，莫迪政府仍执意推行“对华产业替代”政策，显然有备而来，显得充满底气。执政以来的8年里，无论从超常规的政党政治建设，还是坚决果断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设置，及民生福利和民族自信的提升，莫迪正在用超强手段整合执政资源，重构政治生态，逆转“旧印度”政治版图的碎片化，确立“新印度”建设中印度人民党（以下简称“印人党”）长期执政地位。特别是，在母体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的大力提携下，印人党近年来不断扩大执政根基与地盘，挤压反对党及地方政党生存空间，呈现出从中央到地方的一统之势。印人党2014、2019连续两届大选赢得多数党执政地位，彻底打破此前30年的联合执政局面，而且还在地方邦选举中攻城掠地，政治地盘不断扩大。按印方自己的行政划分，印度当前共28个邦、9个直辖区。2014年6月，在莫迪上台初始阶段，印人党只在7个地方邦执政，统辖31%的人口；截至2022年6月底，印人党在19个邦执政，统辖59%的印度人口“。期间虽有反复，但印人党的统治地位呈现日趋巩固之势。相较之下，最大的反对党国大党在内外夹击下继续分裂，难以复元，如今其所执政的地方邦屈指可数；以地方政党和左派政党构成的第三阵线更是一盘散沙。印人党长期执政前景以及莫迪2024年赢得第三任期的前景均十分明朗。需要着重指出的是，随着国民志愿服务团越来越淡化其曾长期坚守的“非政治”“不参政”等原则，印人党内政外交决策日益受到国民志愿服务团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一点也突出地体现在对华关系上。国民志愿服务团对华一直较为消极甚至怀有敌意。例如，2020年10月25日，国民志愿服务团负责人莫汉•巴格瓦特在演讲中公开渲染“中国威胁论”，明确提出遏制中国、全面赶超中国是印度未来的唯一出路。2021年8月15日，巴格瓦特又在印度独立日演讲中强调摆脱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宣称印度“如果对中国的依赖增加，就不得不向中国低头”。此外，得益于莫迪近年来大力度且精准的平民经济政策，印选民的获得感明显增强，确保了拥戴莫迪及印人党的政治票仓。例如，2017年以来，印度政府共为约300个面向穷人的扶持计划提供各类资金，相关款项直接汇入这些穷苦选民的银行账户，相关支付总额累计达到2700亿美元，约使9.5亿人受益，平均每人每年获得86美元。这对苦苦挣扎的印度家庭来说意义非凡。按市场汇率，印度极端贫困线大约是人均年开销250美元。关键是，千家万户银行账户的建立提升了政府福利政策的精准度与民众的获得感。这种政治经济生态的变化是结构性的、革命性的，系印政坛过去40余年所仅见，为莫迪政府推出并执行“对华产业替代”政策奠定了政治底气。莫迪执政以来，印度地缘战略环境明显改善。在南亚次大陆，印度的“南亚门罗主义”政策强势回归，其“邻国优先”政策更具胁迫性。—方面，通过威逼利诱与分化瓦解，甚至联手美国诱压并举，印度已使南亚邻国纷纷奉行“印度优先”“印度第一”的内外政策，特别是重新确立起印度在南亚地区几乎排他性、垄断性的安全秩序；另一方面，在印度全方位压制下，一直既有挑战意愿也有一定能力的唯一南亚国家巴基斯坦陷入严重的政治内耗、经济停滞甚至外交孤立，其抗衡印度的能力全面下降。在大国博弈层面，莫迪政府打着“战略自主”旗号，推行“多向结盟”策略，游刃于各大力量之间，大国外交有声有色，既赢得了美西方对其“地区领导者角色”的加持，也稳住了俄中对印关系基本盘，同时还能与诸多新兴大国保持着密切合作关系。特别是2022年乌克兰危机以来，印度政要频频亮相各种峰会、出席各多边场合，印度俨然已成国际秩序重构的关键变量。值得一提的是，岀于全方位压制中国产业发展继而遏制中国崛起势头的目的，美西方尤为看重产业链重构战略中的印度分量，视印度最具备“替代中国”的综合素质，乐见并助力莫迪的“对华产业替代”政策的出台与实施。其中，美对印的战略拉拢尤为明显，明确支持印度成为南亚和印度洋的领导者。此次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对印度的“政策包容”更是有目共睹。这些均从根本上反映了美国“印太战略框架”中“强大的印度是对中国的制衡”的总方针。如今，美印关系不但处于史上最好时期，且带动了印与其他西方国家关系的根本改善。此外，此次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在美西方对华对俄“双遏制”策略的扰动下，各国政府以及跨国企业的产业链布局逻辑已由“效率优先”逐步转向“安全优先”，这也进一步为莫迪政府加速推进“对华产业替代”政策提供了可操作的空间与便利。作为全球化的一个主要受益方，印度的产业发展已为其奠定了“对华替代”的部分物质基础。在内外环境均优的情势下，印度将大概率在较长时期内保持较高经济增速。特别是在新能源、数字经济等资本或技术密集型的新赛道，印度有望进入快速增长通道，国内生产总值在全球排名有望继续攀升，“坐五望三”的目标并不遥远。实际上，莫迪执政以来，为畅通经济内循环，聚力于五大领域，即发展制造业、推进财政现代化、大兴基建、发展数字经济及发挥大财团作为。其一，大力发展制造业。从出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起，莫迪心心念念的就是要发展“印度制造”，古邦也因此成为印度制造业、基建等发展飞快的经济重镇，有“印度的广东”之称。自2014年执政以来，莫迪着力参考东亚产业发展模式，即加强贸易保护和出口补贴，充分发挥大财团的产业龙头作用，同时紧紧抓住美国推动的逆全球化特别是产业链重构之战略机遇，推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倡议：品牌印度（Brand India）、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技术印度（Skill India）、数字印度（Digital India）、初创印度（Startup India）、大基建计划（PM Gati Shakti）、自力更生（Atmanirbhar Bharat）、生产关联激励计划（PLI）；此外，围绕电子产业领域的制造业计划更是一个接一个，除生产关联激励计划外，还有国家电子政策（NPE）、电子元器件和半导体促进方案（SPECS）、电子制造集群计划（EMC2.0）等。莫迪政府的目的只有一个，即争取印度早日成为世界的新制造中心。这些年，印度制造业确实取得了不俗进展。2021-2022财年，印度制造业占GDP比重已升至16.76%，超过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的水平；出口额首超4000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1.54%，是疫情前比重的2倍。实际上，印度具备在任何产业门类里建设全产业链的物质基础与资源优势。其二，财政实现现代化。一国要想实现产业现代化，就必须要实现政府财政现代化，即政府要具有持续稳定地从经济中获取大量收入的能力。2017年7月1日，莫迪政府正式推出商品和服务税（GST），即在商品流通的每一环节都对增值部分征税。这一改革大幅简化了印度复杂混乱的税收制度，并在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建立起税率相同、简单明晰的“统一消费税征收体系”。经过几年的运行与调整，特别是政府不断优化税收管理、企业不断提高合规程度，2021年以来，印度GST征税连续10个月突破1万亿卢比大关，更在2022年4月创下月入1.67万亿卢比的新高，同比增加18%。这表明印度国家财政汲取能力已有大幅提高。GST的实施促成印度在建国近70年后最终形成了单一全国市场，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使用现代金融体系。其三，加速推进基础设施建设。莫迪时代印度基础设施建设步入高速且可预期的大发展阶段，以期破除长期困扰“物流通畅”的瓶颈，从而为其“对华产业替代”政策提供强大支撑。2015年，莫迪将前一届瓦杰帕伊领导的印人党政府于2001年开始实施的国家公路开发项目升级为总额10.6万亿印度卢比（当时约合1.1万亿人民）的“印度之环”公路计划；2021年，又将这个“印度之环”公路计划纳入到100万亿卢比（当时约合9万亿人民币）的“总理基建神力”计划。统筹整合不同部委或地方政府各自的相关基础建设规划，包括印度道路运输和国道部的“印度之环”公路项目规划，印度港口、航运和河道部的“海洋之环”的港口、海运、河运项目规划，以及各级政府的经济特区、工业走廊、渔业加工区、农业区、智慧城市等等。总之，在莫迪执政的8年里，印度全国公路网里程比2014年刚上台时增加50%以上。其中，2017年以来，印度每年新增新修公路里程万余公里，是国大党时期的2~3倍。此外，印国内航空旅客人数增加了一倍、空运货运量增加了44%；印度移动电话基站增加了两倍多，为7.83亿宽带用户提供支持。其四，目前是印度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机会。莫迪政府的经济改革现已进入深水区，在难以啃动土地、劳动等硬骨头的情况下，转而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领域寻求突破。通过积极布局新赛道、培育增长新动能，紧紧抓住数字经济发展契机。2015年7月，莫迪政府正式提出“数字印度”，在高速宽带、普及移动连接、公共网络接入项目、电子政务、电子化服务、全面信息化、发展电子制造业、IT就业岗位和早期示范项目等九大领域推进印度数字化转型。经过5年努力，2020年10月，莫迪在数字技术论坛上表示，数字技术已不只是政府倡导的口号，其已成为印度的一种生活方式。随着在线消费人数和规模快速扩张，印度数字经济总量2018年为2000亿美元，2021年为2500亿美元。印度政府希望在2020~2025年将数字经济对GDP的贡献率从7%-8%提高到20%。印度领导人坚信，2047年建国百年之时，印度将至少成为世界前二的超大型数字经济体。此外，莫迪政府大力扶持大财团，通过政策优惠鼓励大财团在基础设施建设及产业引领上发挥领头羊作用。例如，在莫迪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印度4大巨头各有分工，纷纷加大参与国家基建的力度。阿达尼集团聚焦于印度能源和运输建设，信实工业公司聚焦于电信、化工和能源建设，塔塔集团则聚焦于信息技术、能源和汽车产业发展，而JSW钢铁有限公司则聚焦于钢铁生产。未来5~8年，仅这4家公司就计划为印度的基础设施和新兴行业领域投资2500亿美元以上。大财团对莫迪“新印度”的积极参与极大提高了印度整体经济发展表现，增添了选民对莫迪团队的执政信心。
这两年来莫迪政府的“对华产业替代”政策业已产生一定效果。特别是在一些关键产业链甚至科技链领域，如智能手机、发电机、通讯设备等，印已初步具备了与中国进行切割的条件。然而，中印间的产业链关系是过去30余年市场化、全球化发展的结果，莫迪政府的对华产业替代道阻且长，说易行难。土地供应、环保审核、劳工保障、水电气等公共产品提供难题依旧是莫迪政府建成制造业大国的主要障碍。要想实现该目标，莫迪政府就要付出比以往历届政府都要大的气力去鼎故革新。然而，虽然印人党长期执政前景看好，但印度实行多党民主制，事关选民切身利益的任何大刀阔斧式改革都面临选票政治的考验。印人党也受其母体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的政治干扰。一方面，国民志愿服务团的发展观对印人党执政理念影响深刻。莫迪执政以来，越来越多有志于推进印度教治国的国民志愿服务团干部加入了印人党，甚至直接参与印人党的治国理政实践。莫迪第一任期里，66名部长阁僚中有41位出身国民志愿服务团；第二任期里，53位部长里有38位拥有国民志愿服务团背景。从执政党党魁到国家总理再到内长、防长等重臣均出身国民志愿服务团，其在议会里的成员也越来越多。以2019年产生的这届议会为例，在印人党303位人民院（下院）议员中，出身国民志愿服务团的有146名，占比48%；在印人党82名联邦院（上院）议员里，出身国民志愿服务团的则有34人，占比41%。国民志愿服务团对经济开放一直立场保守。2014年莫迪执政之后，来自国民志愿服务团的干扰就没有中断过。其重要的下属组织民族觉醒论坛坚持反对莫迪的招商引资、土地改革、三农改革、加入RCEP谈判等，并呼吁开发由国内资本资助的本土技术。同时，该组织还煽动反对外国投资印度的零售业。另一方面，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决定了莫迪政府不得不服从票选政治的指挥棒。莫迪执政以来至少被迫放弃两项重大经济改革。2015年8月，由于印第三人口大邦比哈尔邦的地方选举在即，莫迪面对执政联盟内部的压力和其他政党的反对，不得不放弃征地改革。同样，由于农民长达一年的抗议，2021年11月，莫迪宣布废除农业领域三项争议的改革法案。印度媒体普遍认为，即将到来的印第一人口大邦北方邦、旁遮普邦（均为农业大邦）的地方选举才是莫迪政府最终放弃农业改革的重要原因。征地改革和农业改革的失败无疑是莫迪政府“产业兴国”战略的重大挫折。对于需要靠选票维持政权的政党而言，捍卫农村票仓就是最大政治。莫迪政府的改革闯劲与雄心无论多大，也无力摆脱选票政治的指挥棒。莫迪政府2021年退出已谈了7年的RCEP，这也是选票政治决定的。面对政府有意加入RCEP的前景，不但农民、反对党、国民志愿服务团等发起抗议浪潮，而且各类行业的协会、工会、贸易组织、中小企业等也不断游说、抗议。其中，涉及钢铁、铝、铜、制药、汽车、纺织、乳制品等领域的行业组织反对声最高，因为这些领域存在着大量适应了国内受保护环境的低效率本土企业，它们担心加入RCEP后，就会被淘汰出局。在印度，小农经济的从业者是执政党的大票仓，而各财阀、财团则是执政党的金主。由于票仓和金主的两头施压，莫迪政府最终不得不屈服退让。正是囿于强大的选票政治，莫迪政府难以通过改革畅通“对华产业替代”政策实施所需的劳动力流、物资流、土地流、科技流与资本流。长期以来，这“五流不畅”严重制约着印度制造业的发展。一个实施西方民主政治的印度的崛起给美西方带来的挑战，本质上不会真的“与中国不同”。美西方绝不会因为政治体制相近就去全力帮扶另一个14亿人口规模的经济体实现崛起。美印当下互动之所以如此热络，实质上美国是需要印度这个庞大经济体的发展来挤压中国崛起的空间与资源，服务美方的遏华战略。在当下及可预见的未来，为维持正在衰败的霸主地位，美同时利用其他发达经济体和以印度为首的发展中经济体，以使中国崛起两头承压。在基建、传统产业领域，美重点扶助印度（以及东盟多国）“对华产业替代，能力建设，削弱中国制造，扭转中国超美态势。言必称“支持印度崛起”的美国人仅仅是将印度视为制华工具。此外，莫迪政府越是强调战略自主，美对印产业输血和赋能就越有限度。美国人也明白，印度绝不甘心做美国的制华工具。最新例证就是莫迪2022年8月15日的独立日演讲。演讲中，他公开反对国际关系中存在的“高人一等”秩序观，认为其是“诸多冲突与紧张局面的祸根”；此外，莫迪还大力倡导印度“去奴化思想”“树文化自信”的重要性。显然，莫迪政府所追求的“新印度”恰恰是要成为美国所忧惧的“同等级竞争者”，而非甘当让美放心的跟班。对于同样精于自身利益算计的印度，美对其也必有防范之心。40年前，全球产业链布局的天时恰逢中国改革开放的地利，成就了中国的全产业链配套优势的形成。其路径是依靠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资源优势，以加工贸易形式嵌入全球产业链体系，逐渐参与加工制造环节的国际分工，继而在初级、中级乃至部分领域的高端制造上完成产业替代。然而，这场始自20世纪80年代的超级全球化大时代正在落下帷幕。印度产业发展或将陷入“两头断”窘境，难以复制中国产业发展模式。一方面，高端产业链将日益回归发达经济体。在美竭力推动的产业链重塑、“小院高墙”等政策的扰动下，高端制造业将被迫回迁美西方，而非在印度这样的新兴经济体中寻找落脚点。对美西方发达经济体而言，为保持竞争力与影响力，其所主控的高端制造业再也不能轻易落户境外。同时，出于压制发展中经济体产业崛起空间的目的，近年来发达经济体大力主张以“公平贸易”替代自由贸易，将贸易政策日益与外交、产业、技术、环境、社会政策及性别平等、劳工标准等问题更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另一方面，中低端产业链的竞争力已由过去取决于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价格优势，日益转向智能化、自动化优势。这使得印度重走当年中国产业振兴路径的环境已不复存在。特别是印度经常自诩的“人口红利”在产业的数字化时代难以有效释放。值得一提的是，数字化、智能化、自动化特别是工业机器人的普及正在对全球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按照以往产业梯度转移的逻辑，中国发达起来后，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会自然转到更低成本的承接国。然而，随着数字赋能下的现代工业机器人的普及，产业跨境转移的势头将远低于预期。只要中国不断推进产业的数字化、数字的产业化，特别是用好工业机器人及物联网，已经或正在失去价格优势的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必能顺势转化成资本密集型产业，从而使这些产业链继续发挥在中国及周边形成的集群优势和全产业链配套成本优势，并使其保持强大的国际竞争力。更何况，中国迅速扩大的国内市场消费力、产品迭代力、科研成果转化力均让那些业已在中国打拼了30余年的企业难以完全抽身。世界上同时拥有庞大市场及大规模制造能力的经济体数量极其有限。印度虽有庞大市场，但增收能力有限；虽然产业门类较为齐全，但竞争力有限，规模有限，就业提升有限，最终导致国内消费力有限；印度对国内市场的保护、大财团的垄断还会限制印度科研成果的转化能力。尽管印度崛起拥有不错的地缘政治环境，但在全球经济环境上，印度当前面临的要比中国崛起时更加凶险。对莫迪团队而言，其面临的最大困境是，推动印度形成一个具全球竞争力的全产业链格局的时代动力已不复存在。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莫迪政府的“对华产业替代”至多是一个“半吊子工程”，即至多能在“进口替代”上取得进展，而难以在“出口替代”上取得成功。这是因为，“印度制造”一旦失去来自中国及其产业链延伸地带的价廉物美的关键中间品、核心原材料，很可能意味着同时失去其国际市场竞争力。其结局就是，印度产业发展的未来极可能陷入两个分层的窘境，即仅有极少数高端能参与有限的全球竞争，中低端只能在国内残酷地内卷。19世纪以来，全球产业大体上是沿着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冲国的线路进行着大转移。目前，美西方及跨国企业似乎正在努力推进由中国向东南亚（特别是越南、柬埔寨）和南亚（特别是印度）的新一轮转移。但能否实现这样的转移，尤其要取决于中国的产业应策。显然，中国不打算“被替代”“被转移”。中国的产业链依然存在着由中国沿海向中国内地进行转移的巨大空间，并同时借助“一带一路”倡议不断向外延伸。这意味着，新一轮转移并不是远离中国而去的转移，而是那些迁移出去的产业与中国大陆依然存在着“脐带”关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正在形成更大的产业集群。例如，越南的产业园区里到处都是中企工厂。当东南亚国家成为中国大陆产业链价值链的延伸时，以及当中国依然在诸多中间品的生产上保持着产业集群优势与全产业链配套成本优势时，印度很难实现对华“全产业链替代”。其所能替代的，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产品范畴。即便如此，这些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已有不少在东南亚生根开花，也不太会迁往印度。更重要的是，需求是产业经济最强大的发展动力。中国拥有巨大的且仍在不断扩展的消费市场。2006年，外企在中国的销售额只有800亿美元左右，而出口额高达5600亿，出口是内销的7倍；到了2020年，外企的内销已达到1.4万亿美元，而出口只有9000亿美元。"因此，外企纷纷确立“在华为华”（In China For China）战略。数据还显示，在全球20个主要行业中，中国的消费份额在全球占比超过1/5的多达17个。对于跨国公司来说，70%产品的销售市场在中国，其余30%才是出口外国市场。如果外企撤离中国，等于丢掉了70%的市场份额，这是许多产业链长期“滞华”的主因，更是疫情、中美贸易战、乌克兰危机等冲击仍未引发在华产业链大规模转移的战略支撑。如果中国这个世界制造中心没有出现企业外迁潮，致力于打造世界新制造中心的印度也就难以成为外迁企业的接盘侠，基于原有产业链网络的产业布局也就难以出现莫迪政府所期待的可替代性。近年来，尽管中国的要素禀赋优势发生了一定变化，成本优势有所减弱，但人力资本、科技创新、基础设施等方面在数字化、智能化之下又形成了新的比较优势。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新要素积累速度在加快，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基建在加快推进，中国对印产业优势在继续扩大，而非缩小。在电子产业领域，印度大量用于智能手机和电视生产的原材料、零部件和相关产品仍需从中国进口。2021年，印度自华进口电子设备硬件总额为263.9亿美元，而2019年为200亿美元左右。在汽车领域，印汽车业依然高度依赖中国的悬挂系统、制动系统、车身及底盘、驱动传动和转向系统、发动机部件和冷却系统。同时，印政府要求汽车制造商在3年内从BS-IV排放标准升级至BS-VI排放，印度车企成本负担加重，不得不向中国寻求更便宜的零部件供应方案。在绿色经济领域，如太阳能组件、多晶硅、风能、电动力等，中企已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上牢据主导地位。在对印贸易中，其他国家要想替代中国，也非易事。近两年来，为降低对华产品依赖，莫迪政府不断寻求贸易多样化，但实际选项有限。中国是世界上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不管是产业替代，还是市场替代，都是说易行难。尽管美欧澳日都将印视为未来合作伙伴，但这些国家的许多公司不是正撤出印度市场，就是正缩减在印的业务规模。根据印政府数据，自2014年莫迪执政以来，近3000家外国公司已终止在印业务，这包括美国的福特和通用汽车公司、日本移动电话运营商Docomo、全球最大的水泥制造商霍尔希姆公司（Holicim）、法国零售巨头家乐福等。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印产业链具有强大韧性，其构建既非一日之功，解构亦非一时所能。
无论印度“对华产业替代”如何折腾，中印经贸关系原有格局不会被根本打破。出于多方考量，莫迪政府绝不会强行与华切割早已深度套嵌的产业链、价值链。只要中国保持自身产业水平的持续升级，以及不断利用周边空间和中国腹地，构建起以中国产业为龙头甚至以中国创新为引领的区域产业链、价值链网络，就算莫迪政府坚持实施“对华产业替代”政策，那最终也只是让“中国制造”退出印度市场而已，“印度制造”不会在国际市场对“中国制造”构成重大冲击。尽管如此，考虑到印度在数字经济时代拥有独特的先发优势和后发优势，包括庞大的人口规模、全产业链的初级基础，美西方等发达经济体的战略拉拢，以及莫迪和印人党长期执政的前景，莫迪政府“对华产业替代”政策的持续实施难免会对中国的产业链建设与巩固形成不容忽视的干扰。一是扰乱现有区域与全球产业发展秩序。“美西方+中国”的产业合作模式势必出现异变。在中低端制造业领域，特别是在一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领域，来自印企的内卷式竞争将使中企不得不承受薄利化压力；在中高端产业领域，中企不得不承受成本强加压力，这是因为届时很可能会出现两个平行体系，即“中国+周边”和'美西方+印度”这两种产业合作模式将相互竞争，并抬高有关各方发展成本。二是“中国制造”将大概率失去印度市场。随着莫迪的“产业自主”“进口替代”政策不断聚焦于打压“中国制造”，这将导致中国品牌不断失去印度的中低端消费市场；而在印的高端消费市场，中国品牌又不得不承受来自美西方产品的高强度竞争。两国的这种竞争还会蔓延到全球各地。三是美西方对印度“替代政策”的成功预期会弱化其对华投资意愿与力度，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中国对美西方继续推进“以经促政”政策。中印拥有互为毗邻的庞大市场，且产业互补空间巨大，数字经济与双碳经济亦有无限发展潜能。两国理应紧紧抓住并利用当下百年未见之大变局、大机遇，戮力把两国发展合作的蛋糕做大，把基于两国资源禀赋的产业做强，共同应对美西方发达经济体的长期盘剥与规则锁定，重新夺回属于中印两大民族的历史荣光。然而，莫迪政府的“对华产业替代”政策究其实质仍是“分蛋糕”的保守思维，而非“做大蛋糕”的发展逻辑，其局限性决定了该政策从长远来看必将面临失效的结局。
*文章原刊于《现代国际关系》2022年第11期，小标题为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自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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